随着9月28日关于董宇辉建议“不要妖魔化食品添加剂”的消息引发热议，许多人开始对他越来越产生抵触情绪。有人认为，他的“文化人”人设正逐步崩溃，而他似乎也陷入了一种无助的境地。为何这个曾经被视为草根逆袭的励志典范，竟在短短数月内迅速跌落神坛？

回眸董宇辉的出走，明确的是，他于7月25日宣布自立门户，并以7658.5万元的价格收购了自己的带货公司“与辉同行”。此时的他，曾被视为打工人逆袭的成功典范，收入颇丰，身价也随即上涨。尽管背负着众多期待与赞誉，董宇辉似乎并未充分准备应对随之而来的舆论考验与压力。

在与俞敏洪的关系中，董宇辉的身份变化成为了外界讨论的焦点。作为曾经的下属与如今的同行，两者之间的“恩怨”难以理清。而俞敏洪的强势与成熟的商业脑，也让董宇辉面对的挑战更加复杂。在他刚刚走上自立之路时，外界就已经开始对他进行“拉踩”了，网络上的舆论毫不留情，董宇辉不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，而是被当作“敌人”来审判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董宇辉所承受的压力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成功者的一种独特心态：成功背后往往伴随着嫉妒与质疑。这使得他顶着极大的舆论压力，即使是在他失言或者说错话时，也不再是过去那种“打工人”身份的同情，而更加被视为处于“高位”的“敌人”。有人甚至用“文化人与装文化人之间的尬聊”，来形容他所面临的舆论环境。

如今的董宇辉，似乎正在经历着从辉煌到失落的过程。舆论的攻讦不仅仅是源于个人言论的失误，而是他这一身份转换所带来的全方位压力。在离开俞敏洪后的时间里，许多负面新闻频频曝光，让原本受到众多青睐的他，逐步被推向公众的对立面。

有学者注意到，董宇辉的走红本质上是基于对“无名小卒”的共情，而这种共情在他转变身份后逐渐被削弱。相较于俞敏洪的商业帝国，董宇辉缺乏坚实的支撑，这使得他即便在舆论攻击中也显得脆弱无比。在他面前，是一座座高耸的压力山峰，随时可能将他压垮。

不能否认的是，董宇辉的确走出了一条自我实现的道路。成功的滋味是令人向往的，但随之而来的公众审视与舆论压力，更是值得深思的。他的经历，生动地展示了“成功”这一字眼在当今社会的复杂面貌：在打工人和老板之间，隔着的不仅仅是一道屏障，更是一种来自于社会、文化层面的多重认识与期待。

董宇辉离开的这68天，不仅是他个人的一次尝试，更是广泛而深入的关于现代社会舆论、商业与身份认同的探讨。未来的董宇辉是否能够适应这一新角色，重新赢得公众的认同？值得我们拭目以待。